刚到温哥华，我虽极其思念妻子，然而繁重的学业与急着补习尚不太熟练的英语，使我根本抽不出多少时间顾及儿女私情。妻子的信却是一封又一封地翩然而至，诉说着相思之苦。当我渐渐地适应了异国生活时，才感受到身在异国的孤独。
温哥华的春天，温柔而轻曼，这种舒适的天气更易唤起身在异国的我怀念在襄城与妻子甜蜜的丝丝缕缕。回忆过后继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失落。可这种失落并没有促使我去寻找其他女人来慰藉自己孤独的心灵，周围许多来自国内的留学生大多在国内都有妻子儿女，他们却都互相依靠关心，两颗同样孤独的心灵碰撞后，不计索求地在国外过起了同居生活。开始我对这种生活方式十分不屑一顾，在我认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简直就是对爱情与家庭的亵渎。
任何一个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可能都有这样一种痛苦感受，那就是在国外生病。那种不但要忍受生理上的病痛折磨，更要忍受孤独的滋味，令人毕生难忘。秋日的一个下午，在教室里正上课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腹部异常疼痛，大滴大滴的汗珠顺额而下，几个中国同学见势不妙，连忙把我送到了医院，经检查原是患了急性阑尾炎。幸好手术及时，没有造成穿孔。
手术后的第一个夜晚，送我进医院的同学都已回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待在静得令我心灵窒息的病房里。回忆起在国内时，要有个小病小痛时，父母、妻子都会着急地奔前忙后，爱心浓浓，而今……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心灵的脆弱，面对窗外的明月，我默默地咀嚼着孤独并忍受着刀口的隐隐作痛，泪水打湿了枕巾。
突然我想起了襄城的那个温暖小家，因顾及到经济原因而很少往国内打长途电话的我，再也忍不住寂寞的煎熬，拿起手机毫不犹豫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久违的妻的轻柔声音在耳旁响起：“喂，哪位？”“我是……”不知为什么我竟无话可说。妻听出了是我的声音，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真的受不了了。”听着妻的凄然哭声，我也哽咽了，我当然明白妻子的感受，一个人的长夜总是难以度过的，我一个男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形单体薄的女人？
我不忍心让妻子再遭受一年多的相思之苦，待她的哭声稍稍平静时，我沉重地说：“要不，咱们分手，你另找一个。”
电话那端，沉默良久。啪的一声电话被挂断了。望着医院病房洁白的天花板，我长叹一声，苦苦思索：为什么分居两地，夫妻俩都被相思折磨着，可是电话里想进行情感的交流时，却无语。难道长久的分离给两颗本相爱的心设置了一扇难以跨越的心灵帷幛？正想着，伤口的疼痛又紧跟着袭来。
出院那天，留学生朋友为我小庆。在他那间租住的小房里，我第一次见到枫，一个来自台北的女子。枫尚未结婚，一个人独自到加拿大求学。枫有着宝岛女人特有的气质，虽是第一次见面，我却和她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我被枫深深地迷住了，我像在国内与妻恋爱时的心态与行动一样，努力地制造与枫的见面机会与情感联络。枫与我的感情随着接触交流的增多而不断升华，我们像异极相吸的两块磁石般深深地相互吸引着。
那一天，我在枫那张小床上突破了心中的那道道德防线。之后，我与枫同居了。我虽有些愧疚于国内的雪芹，但在异国他乡孤独的滋味是没有长期在国外待过的人所难以感受到的。此时，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在国内已有妻女的留学生在国外另觅新欢。也许有人说我的行为，是见异思迁，但的的确确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再也接不到雪芹的来信，我似乎有某种预感，但我没有勇气去求证。
那天，我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愤怒地告诉我，雪芹又找了一个男人甚至公然地同居了。三年的求学生涯终于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而且我还获得了加国的永久居留权。但我还是决定回国一次。因为，我不想因我的因素，而给雪芹设置追求幸福的障碍。
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当我踏上飞机准备返回加国时，冬日的襄城雪花飞舞，我突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我和雪芹的感情与婚姻就这样一切消失于无形，虽然在温哥华有着我的另一份真爱，但牺牲已有的爱去换另一份爱的代价是否值得？难道我三年前的出国求学本身就是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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