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月朗星稀，微风轻拂，我们几个大二的女生在学校的林荫小道上漫步，正说着关于大四的师哥师姐们谈恋爱，到外面租房同居的闲话，迎面走来了我们新闻学院文艺部长晨露。
“你们几个女侠怎么还在这里？研究生院的毕业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选你们几个做代表参加晚会，你们也真是的。”晨露不高兴地说道。我们几个扮着鬼脸，乖乖地跟着他走进了晚会会场。
可想而知，晚会除第一排坐的是院长、教授以外，尽是青一色的“新兴人类”。那场晚会要说多乱就有多乱：有的唱了一首还要唱，有的在台上打诨说俏皮话，有的在下面尖叫，还有抛撒着节目单，莹光管的“动乱分子”。随着节目高潮的迭起，台下的观众与台上的“演员”一起互动，整个晚会场都疯狂得离了谱。
稍倾，静静的舞台上从侧面走出了一位风流倜傥，潇洒自如的男人。他左手拿一根笛子似的乐器，停在了舞台的中央。真的，要说有多帅就有多帅。我暗自想，象他这样堂堂的长相，身高和结实的身材，怕是在地摊上拿件衣服穿上也帅呆了。就在我暗想的一刹那，我知道，自己的脸上一定飞过一片“红云”，滑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喜悦和惊奇，脑子里也闪现过那不切实际的妄想。
这时，一阵圆润、浑厚、深沉的乐器声入耳，打乱了我那狂奔的思绪。这种既不象箫声，又不象笛声，也不象黑管声的乐器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我似曾相识地感觉到，这天籁之音表现的是云南少数民族的风情，而且一定是少男少女们的喜怒哀乐、嬉闹追打的场景……
那婉转而又悠扬的曲调，仿佛把我也带到了凤尾竹旁，芭蕉树下。
曲终。我被同宿舍的两个女生强性地推到台上，代表新闻学院将一簇红玫瑰献给了演奏者。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的瞬间，两人无语，只有一种藏着惊讶的僵硬了的笑，而我心里象是打翻了五味瓶。后来我才知道，晨露把我献花的镜头抓拍了，而且还知道了他的名字——晓川和他吹奏的乐器——巴乌。
原来经常在夜深人静时从学校那片白桦林里飘来撞击我们耳膜的巴乌声就是他吹的。我们同宿舍几个女生不止一次地议论过，他是谁？读大几？在哪个学院？甚至还荒唐地要推选我去“勾引”他。说实话，许多个有巴乌声的夜晚，我曾私下里瞒着她们偷偷地走向那片白桦林，站在离他远远的地方，独自陶醉在巴乌声里而不敢冒然走近他。
晚会结束后，我没有一丝睡意，一人向那片白桦林走去，想寻找那刚刚印在脑海里的熟悉的身影。如果见着他，我会认真地、直率地、勇敢地说出珍藏许久的爱慕之言。不知过了多久，校园里的路灯灭了，图书馆的灯灭了，宿舍里的灯也灭了。而我想见的人没有见到。
我急了。第二天上午，我央求同宿舍的小兰陪我去研究生院找晓川。好不容易找到他住的宿舍。敲门后进去一看，宿舍里一片狼籍。一打听才知道他今早七点钟坐火车去了南方。不知怎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怎么会这样？他去了哪里？我怎么与他联系？我自己问自己，自己责怪着自己。随后的许多日子，我在思念和牵挂中度过。
一晃三年过去了。毕业后我无心考研，也推掉了北方几个媒体的邀请，应聘到了南方一家省级新闻单位供职。我想有缘的话，说不准还能圆自己的梦。我怀惴着这个梦想，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去年夏天，我随我省新闻考察团到某省考察，当我们到达目的地走出机场时，没想到接我们的人就是我这么多年梦牵魂绕的晓川。真是苍天开眼啊！我又惊又喜，快步走到他跟前：晓川，你还认得我么？他一头雾水，一脸疑云。你们毕业晚会上你吹巴乌，给你献花的那个女生你还记得么？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哦，哦，记得，记得。他说我长高了，变胖了，差点认不出来了。
哈哈，你是罗琼。那天晚会结束后我去找你，没找着，我又通过我们研究生院的文艺部长查你们学院文艺部长晨露的电话，晨露说不知道你去了哪里，问你的手机号码，他说你没有手机。我本想问你第二天有没有空送我上火车……。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关于我的话，把我的脑子洗成了一片空白。天杀的，活该！为什么不节衣缩食买个手机？那晚神差鬼使地一个人跑去白桦林干什么？怎么不直接去找他？我胸口一阵悔痛。
我大方地把手伸过去，他礼貌地把手伸过来，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时，我感觉有一股东西从我的手心直奔心脏。我的心跳明显地加快了许多。
随后，他告诉我他的一些情况：那年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一年前结的婚，婚后妻子就去了美国。从他的言语和表情中我看得出，他的婚姻生活不幸福。我为他鸣不平：为人妻怎么舍得抛下丈夫远渡重洋，而把孤独和寂寞留给丈夫呢？难道个人的前程比一个家庭的和睦更重要吗？
第四天，我们到莽山国家森林公园采访，我和他及另外几个同事同行。突然，我被攀爬在小乔木上的莽山青蛇咬伤了左大腿外侧，我一声尖叫，一下瘫坐在路边，哭着喊晓川。
事发这么突然，几个同事不知所措，没了主张。有的说要马上送医院，有的说先用绳子捆住大腿上部。我听说过莽山小青蛇的毒性强，怕是此劫难逃了。
晓川，晓川，快救救我！我不顾一切地大声叫喊着。其实晓川就在我身边。
他抱起我飞快地跑到就近的一块草地上，让我向右侧躺，然后麻利地，毫无顾及地掀开我的裙子，左手紧抓我的伤口部位大声问：“谁有打火机和金属针之类的东西？用打火机烧红了给我。”我象受伤的小绵羊任他在我的大腿上抓来拣去，我的双手死死地抓住他后背的皮带。他将我同事递过来的烧得通红的银制挖耳勺狠心地插入我的伤口，只听“咝”的一声，冒出一股带着糊臭的烟雾，然后他跪在地上俯下身子用嘴一次次从我的伤口中吸出毒液。一会儿，我感觉舒服了许多。
事后，我同事不解地问：“火可以止血，难道还可以解毒吗？”
他说蛇毒实际上是由蛋白质构成的，而蛋白质的最大弱点就是怕高温，一旦遇到高温，蛋白质就会因分解而遭到破坏，从而毒性也就下降了。这种处置方法一定要在被蛇咬伤后五分钟之内完成，否则无法拦截毒液攻心，伤者会出现中毒休克，会有生命危险。他说这个方法是他那“断指蛇医”的伯父教他的。吸完毒液后，他说无大碍了，但要在医院住院观察几天。
在去医院的途中，我躺在车的后排座椅上，身上盖着他的西装，他侧蹲在座位边，双手卡住我大腿的上部。天啦，这可是我们女人的敏感部位啊！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双手紧紧抱着他不放……
在住院的日子里，在随后与他交往的日子里，我不仅把他当成我的救命恩人，更多的是把他当成我的“情人”，那种埋在内心深处的“情人”。当然我们仍始终守着那根道德的底线。
出院分手的那天，我说我想听他吹巴乌，那首三年前曾听过的“竹楼情歌”，他说等下一次吧！我默默地点头。
今年初，我接到他的电话，他报名参加了援藏工作队，在美国的妻子给他寄来了离婚的法律文书。我高兴得跳了起来。Ye——!
晓川，多保重！你可要平安地回来啊！我等着你给我吹巴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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